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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博士的脑洞|王思聪、杨超越、公平与正义(下

日期:2019-04-26 21:42

  公平正义真是一个宏大的题目。究竟什么是公平正义,古往今来,无数有识之士热烈讨论,而难以拿出一个完美的解释和方案。

  但也许我们也可以看看怎么算是不公平的,或者说,如果不公平,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我想,我们或会看到,道德绑架与道德反绑架、底层互害与普遍焦虑、及极端事件与受追捧。

  今时的世界,普遍认同,公平正义是中立的,分配公正与奖励道德应得无关。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中不需要“道德”,而是指大家用一种公平的社会契约来约束自己。这使我们在谈“道德”和“应得”的时候更加理性,也实际上使“道德”及“应得”都得到更公平的对待。

  在公平失衡的社会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道德”被提及的次数和运用的领域变得更多了,但其主要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模糊道德谴责,在这种情势下,道德绑架与反道德绑架的道德绑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比如指责杨超越“懒”“不劳而获”,指责王建国们“loser”“恶俗”,指责王思聪们“没有爸爸什么都不是”,而忽略了他们自身真正立场中的理性部分。方便面引发的消费升级还是降级“大战”中也有类似现象。甚至目前世界各国“流行”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有这种影子。

  可以说,这都是对于维持公平秩序有效程序不足带来的补偿,“道德”绑架是最简单易用的补偿,但往往破坏极大,道德绑架与反道德绑架源于公正失衡,而会继续形成对社会契约的进一步侵蚀和破坏,从而使社会公平愈加失衡甚或损毁。

  通常,大家可以理解的是,社会财富分化造成阶层对立,富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懒,穷人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奸。但公平失衡状态下,道德绑架甚嚣尘上,穷人也会憎恶穷人。美国工农百姓对于贫富分化极度不满,他们的矛头指向了谁?移民,非法的和合法的。他们也对少数族裔所受到的“优待”感到愤怒。穷人们会指责更穷苦的人,他们总会认为,“懒的是他们,不是我”。用泛化的道德来解套自己的处境,只会导致底层互害。

  而富裕人群的权威实则很难被触及到,对于社会的不稳定性,他们当然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因此,他们通常倾向于运用更多权力使一些表面上的保护政策向底层倾斜。这时候,社会的中间阶层就变成了彻底的“夹心层”,上层拥有实际的“特权”,下层拥有道德的“特权”,中间人士本来有房有车有生活,现在却发现自己成为社会中真正的“弱势”,抗社会压力和打击的能力其实是社会中最低的,随时又有可能因下层的抨击而“污名化”,随时都有可能因上层的攫取而“下流化”。前不久美国政府关门,许多公务员就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变得“难为无米之炊”。

  中间阶层本来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和稳定基石,当中间阶层普遍有危机感和焦虑感,社会的不稳定性就受到了极大威胁。

  社会正义得不到充分救济,怎么办?很无奈的,可能只能自己来。所谓中国古代讲的“替天行道”,无非是认为“天道”没有在社会正义中体现。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私了”风潮和“私刑”趋势。

  “私了”风潮是指,社会契约本身也没有什么公平性可言,或者其程序只是个摆设,社会秩序只能靠私人自己了结。由于私人了结的整体社会成本会很高,这种风潮下,就很容易形成所谓“黑社会”,实质上形成了畸形的社会契约。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其政府腐败、对社会形势掌控能力差,就可见各类黑社会帮派、军事队伍山头林立。

  “私刑”则更为极端,但也可以说是“私了”思路的极致化。一种是自杀,一种是杀人。最近的一些事件,都和某些宗教究竟应当在社会中取得什么样的地位才公平有关。宗教人士对于“被压迫”的不满意导致了,如斯里兰卡;其他人士对于社会提倡宗教人士的平等权利不满意亦导致了,比如新西兰的枪击事件等。

  普通人的反社会“私刑”倘若增加,更为可怕。比如家人被杀又去杀对方及家人。也有人根本没有直接受到伤害,又或者受到的伤害程度并不是很高,也并非报复对象所造成的,形成了完全的“反社会”现象。而这种所谓“自救”的“反社会”方式,如果在社会普遍不公平感上升的情势下,甚至会得到社会的同情或鼓励,造成了较为普遍的反社会支持面,引发许多人效仿,把自己的私人不如意发泄怪罪在所谓社会身上。

  受到激励的一些人甚至只是因为和家人口角或者工作不顺心就寻求“报复社会”,使许多无辜的人受害。也可以说,在社会普遍的焦虑和不公平感下,滋长了“私了”和“私刑”,但“私了”和“私刑”只能更加加剧社会不公平,破坏秩序,带来崩坏,增加底层互害和普遍焦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分配公平公正是一个在哲学上可能绝对性较强的概念,而在经济实际活动中,只能形成相对公平公正。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可能对公平正义的共识、以及可供分配资源的状态都千差万别。

  因此,经济学中有“帕累托最优”,这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在固有的可分配资源和分配对象基础上,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当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则达到帕累托最优。

  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无论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或经济上的“帕累托最优”,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个理性分配的逻辑。

  而我们现实中往往容易陷入非理性逻辑中去,导致社会“不公平出现—道德谴责替代—不公平加剧”的歧路。

  比如大家讨论较多的国企民企问题,究竟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或者还是应该要从根本上确立两者在市场上的竞争关系如何保证公平。不停的在“偏向性”上左右腾挪,被“降薪”的国企有苦难言,被“去杠杆”的民企苦不堪言,被“必须贷款”的银行叫苦连天。倘若不能解决“竞争中立”的实际性,而是让银行等金融机构“倾向性”的“硬性”规定给民营企业的贷款额度,或者政府进行“纾困”,只能进一步扭曲市场,加剧不公平,恐怕是会蕴藏极大经济风险的。

  需要警惕,行政之手扭曲市场不公,只会带来“错位+错位”。越不理性,越错。

  我们会发现,现实中,不同层次的公平可能有不同的目的部门负责,都不能越位和缺位。

  每个人都会有基于自身角度的想法和目的。比如杨超越参加比赛,就按照比赛规则来,观众有需求,她就胜出。如果规则是“青歌赛”式的,大概杨超越就永远不可能胜出。规则谁来制定?节目组。节目组保证规则制定后公平执行。但是规则制定是基于什么呢?这个节目组应是基于其所期待的市场关注度。关注度会带来所谓人气、流量、广告、收益。但是不是为了流量和收益制定什么样的规则都可以呢?上级管理部门不会允许。因为管理部门是公务部门,其目的是维持社会的整体福利,因此会强调不得突破公序良俗的界限,不得违反相应法规。

  每个层级有每个层级的考虑,相互协调合作,就形成较受大众认可的公平机制。如果说,大家的职责“错位”,比如说,杨超越非得去考虑社会分化带来的不公平,管理部门过度插手节目内容和选拔机制,节目组不是注意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而是追求道德的高尚程度,都会导致失败,其中各方都关注的各种公平正义也实际上无法展现。

  当有人提出,为什么我们出不了大师?可能教育太平均,于是我们积极举行各种竞赛以选拔“尖子生”;当有人提出我们的教育不公平。于是我们拼命“减负”,取消各种竞赛,不让老师教学生“多”的内容。

  其实,教育管理部门、学校、教师、学生都有不同的职责,管理部门应从国家发展来规划培养人才方向和机制,学校根据这种方向细化竞争机制,教师则带领学生在这个机制中力争上游。这才是公平的本意。当教育部门非要干涉学生课后是否补课,教师不将教学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学生只能带着枷锁跳舞,教育公平只会愈加失衡。

  金融监管也是一样,金融市场本来是为了资源配置高效,当行政指挥金融市场应当怎么配置,则市场已经失效。

  公平也是一种博弈,各司其职本身就是一种博弈。正是博弈让市场高效,也让公平有了基础。

  这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因为大家都能够比较接受一个公平竞争的结果,根据现有规则。

  现有的许多真人秀或综艺节目,在追求“流量”的时候,都过于重视所谓“冲突”效果,而将竞争的“公平性”置于不顾,结果招致大众批评,反而失去观众。就连一些非竞争性综艺节目,在其真实性遭疑后,也惨遭“滑铁卢”。像是婚恋节目《非诚勿扰》,被爆出嘉宾都是演员,便迅速从云端滑落。

  这说明,对于大众而言,知情权也是公平正义的重要部分。所谓“公开公平公正”,没有公开的公平公正是不存在的。

  现实中,这种诉求往往被忽视。《最强大脑》的制作人发出声音,认为公平赛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众觉得好看。这种逻辑等同于在说:你们都是蠢货!制定规则的部门可能认为,“为什么你需要知道?”而背后的潜台词是,“你也配知道?”可见,这种对话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所以,大众不会买账。

  事实上,缺乏公众知情的规则就会缺少博弈和监督,会更容易发生寻租、腐败和异变,从而不能再执行中很好的完成公平正义的目标。

  而且,无论何种规则,恐怕都有其不足之处,接受更多的公开意见和建议,是修正其公正性的更好方式,而非相反。

  至于大众的心理上,则会因知情权被侵犯,不但产生“被冒犯”的不适感,且常会因“不明就里”产生各种臆想,导致“阴谋论”横行,谣言满天飞。一旦发生或发现事实上的“不公平”情况存在,则很容易全盘怀疑规则制定部门的公信力,使其越来越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哪怕导火索只是非常小的事件,或者很难界定公平的事件。

  当今世界,我们见到很多公平共识被打破产生的社会失序,而社会失序往往是因为组织结构不匹配社会形态。

  没有社会公义,就会兴起追求私人正义。轻则“以闹取胜”,重则暴力,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最后是社会对立,价值观的共识破裂。

  公平正义真是一个宏大的题目。究竟什么是公平正义,古往今来,无数有识之士热烈讨论,而难以拿出一个完美的解释和方案。

  但正如经济学者们所追求的,可以拿出一个相对好的现实方案,即使是次优,已经是最好。

  公平正义应该是有程序性的,用科学的方法建立系统性程序,来保证公正的目的在其间完成。这是一个社会契约,而不是各种道德宣判,是一个理性的集合,而不是非理性的发散。其需要较高的可操作性,而非含混的宏观概念。概念越含混,方式越虚无,则公平的可能性越小。

  实现公平正义也需要公开性。一方面,规则制定是面向大众的,不必向大众隐瞒。大众也更容易在透明的规则中找到自己权益和行为的边界,从而有助于形成规范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规则也需要有可监督性。人性若然,制定规则的永远都是人,难以保证谁比谁更加永远正确和准确,有公开监督和反馈,有助于规则的制定、执行、判断都保持在合理的波动范围内。

  当然,也应该注意公平的时代性。诚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是应当的。时代都有其局限性,人更是如此。市场需求不断变化,我们的价值共识也可能需要跟上历史的发展。很难想象,三十年前我们会有所谓“偶像”出道,十多年前也想不到大众会选出杨超越这样的“偶像”,而今天,她站在了大众眼前。她或者并不是可以复制的。她的出现,说明社会更深刻的变化。而如果真有更多的她出现,社会出现的变化或也更加值得深思。而从李谷一能不能上春晚唱歌饱受争议,到央视举行青歌赛选拔明星,到“超女”的大众广泛参与找偶像,到今天的杨超越,公平机制在进步,但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时代带给我们更加多元化的选择,也带给我们更多价值碰撞和思索。

  我们应该一直追问,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改变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当我在网上搜索王思聪对杨超越的批评时,意外发现很多人在将王思聪与杨超越组CP,还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个“真香”现场。

  啼笑皆非的同时,我也看到了,社会的包容程度远远高于我们的想象。这是社会的韧性。

  就像是在不断发生的“仇富”“仇穷”中,我们也会看到社会的种种反思,富人同情穷人,穷人同情富人。大家都认识到,谁都不容易。这是社会的韧性。

  大众不是愚昧无知,不是蛮不讲理。社会和解势在必行也是大势所趋。社会公平仍然有解决方案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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